从袁了凡的偶遇说起

袁黄（1533年－1606年）是明代思想家，万历年间进士，浙江嘉兴府嘉善县魏塘镇人，初号学海,因著有《了凡四训》，影响深远，后人常以其号“了凡”称之，晚年辞官后曾隐居吴江芦墟赵田村，故亦作吴江人。

袁黄在《了凡四训》一书中记述了他年少之时在慈云寺经历，“遇一老者，修髯伟貌，飘飘若仙，余敬礼之。语余曰：“子仕路中人也,明年即进学，何不读书？” 他问悉老者情况，知其姓孔，来自云南，带回家中告诉母亲。

“孔为余起数：县考童生，当十四名；府考七十一名，提学考第九名。明年赴考，三处名数皆合。复为卜终身休咎，言：某年考第几名，某年当补廪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，当选四川一大尹，在任三年半，即宜告归。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，当终于正寝，惜无子。余备录而谨记之。”

巧合的是，此后的二十年，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，甚至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，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，认为“荣辱生死，皆有定数”。好在后来他遇到云谷禅师，二人“对坐一室”，彻夜而谈，终使了凡醒悟，懂得“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”的道理，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，他说：“吾于是而知，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，乃圣贤之言；若谓祸福惟天所命，则世俗之论矣。”也就是说，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，要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而不是听命于天，听命于他人。从此，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，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、福善祸淫的人生观。

我也曾有过与袁黄所记述的相似经历，尽管所听、所见、所验都是亲历， 终因所经之事过于不可想象，难以让人相信与理解，因此从不与人提及，亦不作日记，久而久之，此事便忘了。近日看了《了凡四训》，有了前面的佐证，我才有勇气和信心追述那段故事。

大约在2015年春夏间，当时，我在教育局任职，因不再负责学校安全工作，去学校机会不多，大概受狮山镇教育局徐督学邀请，调研博雅学校。在学校二楼的校长室，巧遇已退休的广州海珠区教育局一退休局长，如何称呼，已不记得了，按当时的社交习惯，姑且称之为“某局”吧。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，刚一开始，场面有些冷清，大概在无聊中，有人说某局能掐会算，“只要你任意说出一个数，就能算出这个人身上带有多少的现金”，“但先申明，误差在正负20元之内。”某局补充说。此话一出，语惊四座，为验证真假，大家逐一报数。第一个报数的是徐督学，他报了一个数，某局经过约两分钟的测算，算定徐身上有1180元，这个数我记的很清楚，现场徐将身上随身所有零钱以及钱包的钱清理后摆放在茶几上，经过清点，1190元，测算与实际相差10元，按照事先说定，应算作准确，结论一出，现场热闹起来，无不惊叹世事之神奇。第二个报数的是陈校长，他报什么数记不清楚了，但经某局测定后，与实际金额分毫不差。我第三个报数，大概报了一个25，他说我身上有80元，我把钱包拿出一看，4张20元。此后经过几轮报数与预测，对1000以内的数值，都准确无误，唯独第一次相差10元。从后来的聊天中知道，他还可以通过一个人的随意报数，便可测算这个人身体疾病，经过现场四人试验，所有的预测全部得到验证。

在那场巧遇中，我对于“某局”神算的惊奇久久不能平伏，此后一段时间，我甚至常常怀疑自己所学所为，觉得自己学问的渺小，并且与袁黄一样对人生的意义与进取感到渺茫。如果一切可以预知，如果一切皆已预定，我个人的努力又价值几何？如果没有看到500年前袁黄老先生少年的境遇，我始终会对2015年春夏间的所见“保持合理怀疑”，因为我的血液中流动的是100%唯物主义，正是前后500年的一场印证，让我彻底放弃了思想上的抵抗，好在后来我又读到了了凡的改命之法，正如了凡后来遇到了云谷禅师。由此，我更应该或者说更愿意相信，人生有命亦不由。如果一切都是定数，一切不可更改，是不是要让所有人放弃努力？是不是要否定所有的善心与善行？如果这样，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，那一定不是人类的理想。好在不是！袁黄把自己的毕生经历记录于《了凡四训》，告诫后人，人的命运可以改变，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，在于自身的修为，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恶之家必有余殃”。《了凡四训》主要从“立命之学”、“改过之法”、“积善之方”、“谦德之效”四个方面讲解为人要懂得改变自己命运，不仅劝人积德行善，还区别于其他佛学思想，不求来世福报，而是今生行善即可有求必应，以亲身经历教导后人“积善”为“改命”之法。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，就继续发起求子之愿，许愿行三千善事，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，再发求中进士之愿，许行善事一万条。于丙戌年再次遂愿，中了进士，授宝砥县长。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，在努力行善改命后，完全改变了，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。

袁了凡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力行者，以记“功过格”的方法，“隐恶扬善”、“迁善改过”，进行道德自律，规范自己的行为，达到自我修养、改变命运、完善人生的目的，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。

注释：

1、县试：亦称县考。清代由各县县官主持的考试。试期多在二月。要取得入学资格的士子，向本县礼房报名，填写姓名、籍贯、年岁、三代履历，并取得本县廪生保结，保其无冒籍、匿丧、顶替、假捏姓名、身家清白、非优倡皂隶之子孙，方准应考。约试五场，各场分别试四书文（八股文）、试帖诗、经论、律赋等。事实上第一场录取后即具备参加上级府试的资格。以下各场续考与否，听凭自愿。

商衍鎏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第一章第一节：“顺治时，县、府试取额有定，照入学名数，县考取二倍、府考取一倍，以送院考。康熙三十九年，令府、州、县考取童生不必限数，倘滥送由学政参覆。”

2、科举制度：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。他渊源于汉朝，创始于隋朝，确立于唐朝，完备于宋朝，兴盛于明、清两朝，废除于清朝末年，历经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根据史书记载，从隋朝大业元年（605）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正式废除，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年。

3、积善之法：第一、与人为善；第二、爱敬存心；第三、成人之美；第四、劝人为善；第五、救人危急；第六、兴建大利；第七、舍财作福；第八、护持佛法；第九、敬重师长；第十、爱惜物命。